国际经贸学院姚遥副教授、李雪教授及其合作者撰写的文章“Air Pollution and Energy Poverty: Evidence From Chinese Households”在国际权威期刊The Energy Journal上正式发表。The Energy Journal于1980年创刊，由国际能源经济学会（IAEE）主办，是国际能源经济领域公认的顶级刊物，每年仅刊发60篇文章，在Academic Journal Guide中被评为ABS三星期刊。该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CFPS）2014—2018年的数据，探究了空气污染对中国家庭过度能源消费的影响及机制。该文是国际经贸学院环境与发展经济学研究团队的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姚遥，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国际经贸学院常任轨副教授，澳大利亚新英格兰大学（UNE-Armidale）经济学博士，香港城市大学博士后研究员；兼任澳大利亚科廷大学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是环境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在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Energy Journal、China Economic Review、Empirical Economics、Economic Modelling、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Applied Economics、Energy Economics、Energy Policy等国际权威期刊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17篇。
李雪，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国际经贸学院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能源与环境经济学，在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China Economic Review、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Energy Economics、The Energy Journal、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国际金融研究》《科研管理》《中国土地科学》《经济评论》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文章介绍
01 摘要
文章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面板数据，考察空气污染对中国家庭过度能源消费的影响。利用由大气逆温引起的PM2.5浓度的外生变化来衡量空气污染，研究发现空气质量下降在集约边际和粗放边际上都会增加家庭过度能源消费。具体来说，PM2.5浓度增加一个标准差（22.06微克/立方米）会使收入中用于能源的份额增加1.01个百分点，占中国代表性家庭能源支出收入份额的15.71%。对于同样的变化，家庭陷入过度能源消费的概率会增加4.19-8.38个百分点，这相当于在均值处评估的家庭过度能源消费家庭比例增加22.57%-34.01%。在采用不同的设定、控制一系列广泛的天气变量、使用不同的内生性处理策略以及采用不同的家庭过度能源消费和空气污染测量方法后，研究结果都是稳健的。进一步研究发现空气污染导致家庭过度能源消费的途径是人们在室内度过更多时间、空气污染损害健康以及空气污染对家庭收入产生不利影响。初步计算表明，将PM2.5排放降低到35微克/立方米的国家标准，将使930万至1859万户家庭摆脱家庭过度能源消费。
02 实证结论
表2报告了不同家庭过度能源消费衡量指标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估计结果，结果表明，空气污染会增加能源支出占收入的比例以及家庭陷入过度能源消费的概率。
表2. 基准回归
第（1）列的结果表明，使用固体燃料对更高的空气污染并不敏感。原因有二：首先，固体燃料价格便宜，在中国农村地区广泛可得。其次，使用秸秆取暖和做饭已有数千年历史，很难改变。
第（2）列的结果表明，空气污染显著增加了能源支出占收入的比例。结果显示，PM2.5浓度的一个标准差增加（即22.06微克/立方米）会使能源支出占收入的比例增加1.013个百分点。这一变化在经济意义上是显著，占中国代表性家庭能源支出收入份额的15.71%。
第（3）列报告了使用未调整的10%阈值来衡量家庭过度能源消费的结果。PM2.5浓度的一个标准差增加会使家庭陷入过度能源消费的可能性增加4.19个百分点；若以平均值计算，则会使过度能源消费家庭的数量增加22.57%。第（4）列和第（5）列分别将阈值更改为5%和15%。结果与15%的阈值相似，但在5%的阈值下，结果不显著。这一结果与Hills（2011）的研究一致，即采用阈值衡量的研究结果可能对具体的临界值敏感。
第（6）列使用仅针对低收入家庭定义的调整后10%阈值。结果显示，PM2.5浓度的一个标准差增加会使家庭陷入过度能源消费的概率增加5.07个百分点；若以平均值计算，则会使过度能源消费家庭的数量增加34.01%。与使用未调整的衡量方法相比，调整后系数和显著性的提升意味着低收入家庭更容易受到空气污染的影响。第（7）列和第（8）列分别使用5%和15%的阈值，调整后的结果是稳健的。
第（9）列中使用能源支出占收入比例的中位数的两倍作为家庭过度能源消费线。结果显示，PM2.5浓度的一个标准差增加会使家庭陷入过度能源消费的概率增加4.19个百分点，若以平均值计算，则会使家庭过度能源消费家庭的数量增加18.30%。
第（10）列至第（12）列报告了低能源高成本（LIHC）的结果，这是文章首选的家庭过度能源消费衡量指标。在不同的设定下，PM2.5浓度的估计系数稳定且高度显著。在控制季节固定效应和省级特定时间趋势后，PM2.5浓度的一个标准差增加会使家庭过度能源消费的概率增加8.38个百分点，或以以平均值计算，则会使过度能源消费家庭的数量增加30.93%。
总体而言，2SLS估计结果表明，PM2.5浓度的一个标准差增加会使陷入家庭过度能源消费的概率增加4.19至8.38个百分点，若以平均值计算，过度能源消费家庭的比例会增加22.57%至34.01%。
03 主要贡献
首先，文章率先明确地将家庭过度能源消费的前因扩展到家庭无法控制的周围环境。据本文检索，目前只有Feeny et al.（2021）、Awaworyi Churchill et al.（2022）将周围环境与家庭过度能源消费联系起来。这两项研究都考察了温度冲击对家庭陷入过度能源消费倾向的影响。后者还考察了气候变化对家庭过度能源消费率的长期影响。与这些研究不同，本文关注的是空气污染，与温度不同，空气污染可以通过执行或收紧环境标准来进行调节。
其次，文章扩展了记录空气污染有害影响的文献，即空气污染会增加家庭过度能源消费的概率。现有研究大多集中在空气污染对人类健康的直接影响（Greenstone & Hanna，2014；Knittel et al., 2016；Jones, 2020）、劳动力供给（Hanna & Oliva, 2015）和劳动生产率（Graff Zivin & Neidell, 2012; He et al., 2019; Chang et al., 2016; Chang et al. 2019）等方面。最近的研究则集中在不太直接的后果上，如睡眠不足（Heyes & Zhu，2019）、攻击性行为（Sager 2019; Bondy et al, 2020; Herrnstadt et al., 2021）和非理性决策（Chang et al., 2018; Heyes & Saberian, 2019; Qin et al., 2019）等。本文提供了新证据，证实空气污染可能会增加能源消耗并降低家庭福利。
最后，文章与一系列文献相关。一方面，已有文献发现家庭过度能源消费会导致大气污染，这类文献从缺乏清洁能源的角度定义家庭过度能源消费，发现使用生物质和煤炭进行烹饪和取暖会导致室内空气污染（WHO, 2007; Lacey et al., 2017），进而导致室外污染（Calvo et al., 2022; Martinez-Soto et al, 2021）。另一方面，已有文献发现，在没有更有效地使用能源或更多地利用可再生能源的情况下，减少家庭过度能源消费的政策会通过增加能源消耗而导致空气污染（Chakravarty & Tavoni, 2013）。本文与这两类文献的不同之处在于，文章提出了相反的问题：空气污染如何导致家庭过度能源消费？